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，世界正回望历史、反思战争罪责、捍卫二战后来之不易的国际秩序之际，日本却迈出危险的军事化关键一步。近期，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“国家情报局”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，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。专家指出，这绝非普通行政机构调整，而是日本军事扩张的质变升级，标志其“再军事化”从单纯“硬件扩军”，迈入全域联动、体系化备战新阶段，暗藏颠覆战后秩序、搅动地区动荡的巨大隐患。 根据最新通过的法案，日本拟构建以“国家情报会议”为核心、“国家情报局”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，负责统筹安全保障、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“对外情报活动”。这让人立刻联想到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“特高课”。“特高课”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，是二战时期日本内务省下属特务机构，最初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，灌输军国主义思想，很快不满足于对内监控，开始对外渗透，先后参与策划了“皇姑屯事件”、九一八事变。侵华日军在其占领的中国各地也设立“特高课”，犯下累累血债。80年前的东京审判早已将这一战争工具的罪行，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。然而今天，日本正以全新形式，复刻这套集权化情报体系。这不禁令人担忧，臭名昭著的“特高课”又要回来了吗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持指出，东京审判的判决、东京审判的历史告诉我们说，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离不开“特高课”、思想警察等等这样的协同。此次日本设立了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、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一种垂直化的国家级情报系统，是调度整个国家机器来为它后续的行动铺路的，这远远比购买几架战机等等这种“硬件行动”要危险得多。 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系，彻底打破战后军警、内阁、外务等分权格局，由首相直接统领，实现情报力量高度统合。这一架构与曾经的“特高课”高度相似：权力高度集中、统筹全国资源、兼具对内管控与对外渗透功能。其战略意图不言而喻。在日本国内，更有国民直指这是“战争准备法”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指出，这表明日本朝着战时准备的这样一个方向，大踏步地前进了一步。我们看到近年来日本一直在推动它国家战略层面的转型，从战后早期的和平发展、经济中心发展的道路模式开始增加它的国家力量结构的军事化比重，走到今天又出现了一个转折，就是这种“安全化”转型走到了一个实战化的十字路口。 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，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，“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，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”。日本宪法对军力，交战权，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，并确立了“专守防卫”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规制。然而我们看到的是，日本最新防卫预算已突破9万亿日元，连续十四年刷新战后历史最高纪录。 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日本一边在“再军事化”的道路上狂飙猛进，一边持续歪曲二战历史、否认东京审判的法理结论。专家指出，否定东京审判，就是否定日本侵略罪行的定性，企图挣脱战后“不得拥有战争力量”的体制束缚。此次日本又为情报体系“上弦”，让历史修正主义与情报集权合流，将会削减地区互信，大幅升高冲突风险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持分析指出，日本否定东京审判的法理，就可以去篡改大众的这种历史认知、历史记忆。在国外它这种高效的体制非常便于去开展情报搜集、秘密行动、情报渗透，甚至是一种秘密的一些策反，以及非常危险的一些活动，所以说这种情报中枢的复活是非常可怕的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指出，对于它未来在所谓的“有事”之际，日语中的“有事”，指的就是发生战争、发生冲突的情形之下，它能够更顺畅地、高效地统筹各部门来源的情报，同时进行有效的盟伴体系内的国际共享，进而做出更及时地反应，同时也意味着它能够通过情报互换的方式，得到它的盟伴盟友以及准盟友的情报支持，所以对于它的遂行战争能力的提高是具有作用的。 八十年前的东京审判列举了被告日本战犯的55项罪行，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审判共计开庭817次，英文庭审记录近5万页，仅法庭的判决书就连续宣读了7天，以铁证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责。战后日本长期标榜“和平国家”、承诺“放弃战争”，但80年来行动上却不断扩军备战，言行严重背离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指出，放弃战前的军事立国方针，改走和平发展道路，正是它获得昔日的作战国和被侵略亚洲邻国谅解、得以重返国际社会的一个前提，也是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一个现实的前提。现在如果日本要改弦更张，那就意味着秩序的基础会受到动摇。 回望历史，战争的隐患往往始于对历史的漠视、对军备的松绑、对秩序的颠覆。在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，日本的军事化体系升级，再次为世界敲响警钟。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，坚决抵制任何美化侵略、颠覆战后秩序、突破和平底线的危险行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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